我这种回答显然是暗示他：我没有考虑与他的关系。谈到这儿，他似乎没有话题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整了整上衣，客气地对我说：“小怡，我该走了。”“再坐会儿吧。”我分明只是出于客套。“不了，我还有事。”他礼貌地与我父母道别，走出门，用钥匙打开自行车锁，骑车走了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刹那间，我突然觉得失去了许多……自那次分手后，再也没有见到他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与大多数女人一样，谈恋爱，结婚，生孩子，上班，理家务，简直是忙透了！哪有什么时间去联络昔日的朋友？一晃就到了1989年。十几年来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付出了太多，而相比之下，得到的却很可怜。似乎，什么都失去了。
一天，我回右安门看望我的爸爸妈妈。下了公共汽车，走在去往妈妈家的路上，突然，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野，那不是如意的妈妈吗？我忙上前亲热地叫了声：“大妈，您还认识我吗？”她先是一怔，马上就高兴地连声说：“认识，认识。你不是小怡吗？”“这么多年没见，您一点儿也不见老。”我实实在在地说。大妈也像路遇久别的亲人，问这问那。大妈的关心勾起了我对如意的怀恋。
“大妈，如意现在好吗？孩子都好吧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“他1986年就去了美国进修。今年回来把妻子、儿子和女儿接走了。”
得知他举家迁往美国定居，心中不免有些遗憾。再想见到他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恐怕这将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弥补的憾事！
下乡第2年，我被分配到旗汽车站当售票员，同时，也负责发车、检票、接车、验票工作。这份工作着实令很多人羡慕。不仅是因为工资高（月薪23元，后增长到33元），更因为不管是谁，要想乘车，都经过我的手取票。
汽车站只有两辆大轿车，其余三辆是敞篷大卡车。赶上坐卡车，平时还凑合。到了冬季，那份罪就甭提了。
一次，我从旗里开会回来，正赶上这条线是卡车，正值冬季，我没有皮大衣，上身只穿着一件离开北京时做的一件制服棉衣，下身一条棉裤。脚上是黑条绒棉鞋。车一跑起来，风格外刺骨，不一会儿就冻得周身麻木了。实在受不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蹲下身去，一头钻进了一位解放军战士的皮大衣底下，双手紧抱着他的双腿，抖个不住。他见我冻得这副惨相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总算活着到了公社大门口，但已动不了了。同车的解放军和熟人把我抱下卡车，送到了公社一间办公室的火炕上。我整整在炕上坐了大半天才缓过劲来。
为了能及时买到车票，特别是大轿车车票，旗里很多部门的大小干部都常来和我拉关系，大概是插过队吧，知道老百姓手中的钱来得不易，所以秉公办事，每天按时打开售票室的小窗口售票，不开后门。（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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